近日，四川非遗艺术团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艺术节上亮相，获得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让人们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悉文 摄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与此同时，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偏差、误读的现象也越来越引人注目。针对文化误读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西平、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原文化参赞尹亚利、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石嵩。
记者：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日渐频繁，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但此过程中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误读，这些误读主要表现为哪些方面？
张西平：文化误读分为负面误读与正面误读。负面误读有两种，一是西方传统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崛起的不习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这种所谓的误读其实是一种文化偏见；二是民众的误读，他们站在自己国家立场上来看我们的时候，也会从负面来解读，比如个别国家对中国人不信教感到很敏感、不理解，此类误读并不属于意识形态性的，而是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来看另一个文化时所产生的。
正面误读是指对中国文化做过分夸奖的解释。解读之人因为本国家存在一些问题，故而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表面上看是对中国进行赞扬，实际上是要通过赞扬中国来批评自己国家的政府，这样的误读对中国文化实则是一种夸大。
尹亚利：当前国际上出现的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误读有所不同。一种是对我们传播的中华文化内容的误读。提到中国文化，很多外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功夫、中餐，既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更缺少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认知。一种则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本身的错误解读。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加大，一些关于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观点有所抬头，认为有可能出现文化上的“修昔底德陷阱”。
记者：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张西平：不同的文化相遇之后，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社会传统对另一个文化做出解释，这是造成文化误读的主要原因。
尹亚利：中国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中国软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使得国际上、尤其是一些传统文化大国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心理失衡。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认识和实施手段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石嵩：文化误读与文化传播紧密相连，一些文化产品在反映特定领域的个别问题时会被无限放大，是造成误读的一大原因。中西方文化缺少面对面交流也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记者：如何看待这些文化误读？
张西平：在文化传播中，文化误读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要把文化误读和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的歪曲和攻击加以区分。文化误读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要区别对待，通常在西方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批评比较多，在非洲得到的赞扬较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下，文化误读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
尹亚利：文化误读是不同文化发生碰撞的必然过程，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就有可能从误读演化为文化冲突。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新形势下中国文化走出去遇到的文化误读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记者：如何减少或化解文化误读现象？
张西平：我们要以一种大国文化自信的态度来处理文化误读这一现象。对于善意的误读，给予解释，对于负面的误读，给予澄清，对于意识形态的歪曲，应加以反对。文化误读也恰恰说明中国文化影响力在扩大。我们应以文明互鉴为基础来理解不同的文化，同时也要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尹亚利：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以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为指引，将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到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高度；在内容上，应该更加注意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加大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介绍，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外国人能够理解和传播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在方式上，应该坚定文化自信，更加注意发挥文化如水、润物无声的特性，达到水滴石穿的效果。
石嵩：减少文化误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加强中外合作。比如在电影制作上可以进行中外合拍，很多文化误读在文化产品加工的过程中加以修改、完善，从而避免误读在流通过程中被无限放大。（张素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