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言无声 初心永恒
——记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
光明日报记者 叶乐峰
有一种选择叫隐姓埋名。在荒岛的风沙中，在深海的惊涛下，在最美的年华里，为了铸国之重器，三十载春夏秋冬，青丝变白发。
有一种誓言叫此生无悔。在加入地下党的峥嵘岁月中，他说：“如果祖国需要，我的血可以一滴滴地流，直至流光。”
有一种追求叫科学家精神。面对国外严密封锁、国内科研条件一穷二白，他不因客观环境而放松科研要求，用最“土”的办法解决尖端技术难题。在极限深潜的生死考验面前，他一如战争年代的坦然：“入党誓言就是我的奋斗初心。”
如今93岁的他，仍坚持工作，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他，就是全国道德模范、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
为铸大国重器，黄旭华隐姓埋名三十载，获评“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资料照片
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合影时，拉着黄旭华的手，邀请他坐在自己身边，这一温暖的场景通过媒体传遍大江南北，直抵人心。
12月14日，武汉中山路450号，中船重工719所行政楼。回忆那一幕，黄旭华仍心潮澎湃：“我做梦也没想到，总书记竟然把我请过来坐到他身边，还问了我的健康情况。总书记的关怀，我已经传达给身边的人，我要让所有同志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重道远，要接力奋斗。”
12月15日下午，武汉中船重工717所行政楼大礼堂，黄旭华作十九大精神宣讲：“我们在座的都是科研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一个多小时动情的宣讲打动了在场所有听众，掌声雷动。
少年之志
“我不学医了，我要科技报国，我要学航空，学造船。” ——黄旭华
时代的洪流卷起一朵朵奔腾的浪花，一个人的成长成才脱离不了时代的浸染，黄旭华的英雄人生有迹可循。
今年27岁的电影摄影师钱添添，从小就生活在719所大院里，长大后才发现自己童年起就熟悉的“黄爷爷”，原来拥有如此传奇的人生。她想把“黄爷爷”人生经历拍成一部传记电影，此事在她心里酝酿很久了。记者猜想，“黄爷爷”的求学之路一定会是电影的开头部分，一粒报国梦的种子在此生根发芽。
黄旭华早期工作现场照 资料图片
1924年，广东省海丰县，一个乡医之家，一名男婴诞生，排行老三，名叫“黄绍强”。在父母的熏陶下，小绍强有了从医的理想，希望长大后救死扶伤。
外敌入侵的年代，中华满目疮痍，小绍强的求学之路充满艰辛。1937年，家乡学校停办，1938年大年初四，14岁的黄绍强和大哥告别双亲，赶往已迁到广东揭西山区的聿怀中学求学。
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接连走了四天四夜，终于抵达聿怀中学。在日机的轰鸣声中，在婆娑的甘蔗林里，在仅能遮风挡雨的草棚下，黄旭华系统地学习了较为全面的文化知识。
1940年夏，战事吃紧，学校又被停办，黄绍强听闻广西桂林是西南文化大后方，遂慕名前往，屡经磨难，终于在1941年8月初到达桂林，并顺利通过桂林中学的入学考试，在那里，他改名“黄旭华”，取自“旭日荣华”。
1944年6月，日寇的铁蹄逼近桂林，黄旭华在匆匆结束高中学习后，再度开启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上，黄旭华目睹了山河破碎，百姓命比纸薄，这让他思考：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到处流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什么中国那么大，却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
黄旭华早期工作现场照 资料图片
他得出结论：中国太弱小了，贫弱就要挨打，我不学医了，我要科技报国，我要学航空，学造船。但那时，所有知道他出身的人，绝对不会料到这位大脑门的“三小子”将来会成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
1944年，黄旭华几经辗转来到重庆，进入国民政府为流亡学生开办的大学特设先修班，一年后黄旭华以优异的成绩被国立交通大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学习造船专业。
在交大这片知识的海洋里，黄旭华如饥似渴，孜孜以求，他既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知识体系与科学观念的熏陶，又得到了诸如叶在馥、辛一心、杨槱等国内造船大师的耳提面命，为日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奠定了深厚的专业基础。
白手起家
“我们的办法叫骑驴找马。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迈开双腿也得上路，绝不等待。”——黄旭华
1958年离1954年很近，近得能闻到核战争的肃杀气息。
1954年，美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世界军事格局为之一变。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有一个说法：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就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假设换成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的体量。
正因如此，1958年，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核潜艇，中央很快批准立项。当时，我国曾寄希望于苏联老大哥的帮助，然而他们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
面对苏联的傲慢，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字字铿锵：“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于是，我国研制核潜艇的“09”工程诞生了。
黄旭华没有想到，这句豪迈话语会跟他的人生紧紧地绑在一起。
1958年夏天，34岁的黄旭华任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产品设计一室潜艇科科长，在接到前往北京出差的紧急任务后，他匆匆出门了，没有带任何行李，他以为像往常一样很快会回来。那时大女儿刚出生，不到1岁。
来到北京后，他才得知自己被选中参与“09”工程研制。领导告诉他：核潜艇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要一辈子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即使犯了错误，也只能留在单位打扫卫生。
面对近在咫尺的科技强国梦，面对“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的严苛誓言，黄旭华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一颗火热的赤子心开始熊熊燃烧，似一朵浪花，撞击理想的彼岸。
冬日的阳光洒进黄旭华办公室的玻璃窗，一艘核潜艇模型静静地摆放在桌子上，熠熠生辉，显然它的主人时时拂拭。“你知道吗？我国的核潜艇研制是从一个玩具模型开始的。”黄旭华笑得灿烂。
当时，“09”工程研制团队共29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在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研制核潜艇谈何容易，没有人见过核潜艇，国外严密封锁，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一切靠自己摸索。
没有条件，或者条件不具备，怎么办？“我们的办法叫骑驴找马。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迈开双腿也得上路，绝不等待。”黄旭华回忆说，同事们大海捞针般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后来，有人从美国带回来一个“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黄旭华他们如获至宝。研究者们把玩具拆开、分解，兴奋地发现，玩具里密密麻麻的设备与他们构思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一样，这就验证了他们此前的探索。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个“前进”牌算盘。他说，首艘核潜艇几万个数据的取得，都是通过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来的。为了保证数据准确，常常是两组一起算，直到结果一致。
“核潜艇的数据，要运用到各种复杂、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数字模型。”中船重工首席技术专家张锦岚在脑海中想象当年的场景，仍然觉得用算盘算数据简直“不可想象”。
黄旭华还想出了更“土”的办法——磅秤称设备。为了确保潜艇的重心严格控制在设计范围内，黄旭华要求，所有拿到船上的设备、管线都要过秤，登记在案，凡是拿出船体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登记，几年来天天如此。他还要求记录的重量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并逐一检查，不合格的退回去重称。
对于黄旭华的严苛要求，有不少新来的大学生不理解，并私下议论。黄旭华一一谈心：“每个人手中的每一件小事，最终都归结到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性能上。稍有不慎，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样“斤斤计较”的土办法，最终的结果是，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毫无二致。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核讹诈甚嚣尘上，核潜艇能否研制成功关乎一个大国能否挺直腰杆，黄旭华带领团队埋头苦干，疾步如飞地追赶着世界的步伐。
忠孝两难
“有人问我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样理解的？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黄旭华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亘古不变，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情怀和信仰。对于黄旭华来说，他的信仰是祖国需要。
为了祖国需要，他和年轻的同事们忍饥挨饿，笑对苦难。
3年自然灾害后，中央决定全面上马核潜艇研制工作。1965年，研究所组建，黄旭华任副总工程师。1966年，黄旭华拖家带口，和同事们进驻荒岛葫芦岛，岛上一年四季狂风怒吼，黄沙肆虐。不仅自然环境恶劣，物资也极其匮乏，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半年见不到一滴油水。
接踵而至的是“文革”时期的不公平待遇。如今回想起来，黄旭华心胸开阔，他觉得一生最“舒服”的时光是被下放养猪的两年，白天与猪同食，晚上与猪同眠。皎洁的月光下，时常有“不速之客”前来求教技术问题，他们席地而坐，轻声低喃，临别时，“不速之客”通常会握着黄旭华的手，安慰几句保重的话。
反而是黄旭华看得开，“我是重大工程科研人员，受保护，他们不敢怎么样，你们要抓紧，我放心不下核潜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不出核潜艇，我死不瞑目。”
为了祖国需要，他是父母的“信箱”。
越是有成就，就越需要把自己埋得深，黄旭华就像深海里的潜艇一样，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为了积蓄这撼山震地般的力量，他的割舍超乎寻常。
采访中，好几次谈及母亲，黄旭华的声音变得哽咽，泪光盈盈，虽努力克制，泪水还是滴了下来。
1957年，黄旭华出差到广东，经组织批准回了趟老家。临别时，母亲叮嘱：“以前战争纷乱，交通不便，你回不了家，现在社会安定，交通恢复了，希望你常回家来看看。”
黄旭华含泪答应。但他没想到，这一别，就是30年，再相见时，黄旭华已双鬓斑白，母子对视却无语凝噎，而父亲和二哥都已去世。
30年里，黄旭华就像是一个远在天边的海军信箱。
“三儿，你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三儿，你父亲和二哥病重，为什么不回来？”
“三儿，你忘记家人了吗？”
……
面对家人的困惑和不解，黄旭华只能选择避而不谈，和家人的联系也逐渐稀少。
“并不是不想回去，是不想让组织为难。”没有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和二哥，成了黄旭华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自古忠孝两难全，大海的水，赤子的心，心中的痛。
后来有人问黄旭华，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样理解的？他回答，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刊登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首次公开描写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黄旭华把文章寄给广东老家的母亲。文章中只提到“黄总设计师”，没有名字。但文中“他的妻子李世英”这句话让母亲坚信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她的三儿子。
那段时间，母亲一遍遍地反复阅读这篇文章，泪湿衣襟。她没有想到被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埋怨“不要家、忘记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大事，她把儿孙们叫到一旁，只说了一句：“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都要理解，都要谅解。”
多年后，妹妹把这一场景向黄旭华叙述，他涕泪纵横，泣不成声。
为了祖国需要，他是妻儿的“客家人”。
同丈夫一个单位，妻子李世英对黄旭华的事业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她选择了“不打扰”的相守，独自扛起家庭重担，毫无怨言。
即使后来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岛上，夫妻也是聚少离多，他们先后生下3个女儿，女儿们很少见到父亲。一次，黄旭华从外地回家，大女儿说了一句让他哭笑不得的话：“爸爸，你到家里出差了？”黄旭华是客家人，妻子拿这个跟他开玩笑：“你是真正的‘客家人’，你是到家里来做客的。”
岁月漫长，生活艰辛，李世英以乐观和坚强相待。300斤的煤球，李世英和大女儿分多次，晃晃悠悠地搬上3楼；地震来了，李世英抱着刚出生的三女儿，拉着大女儿四处逃命；大女儿上学路上，跌入雪坑，昏迷九天九夜，李世英日夜守候……
而这一切，黄旭华都不曾知道。他正带领同事们向一道道技术难关发起冲击。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７项技术，也就是“七朵金花”。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4年８月１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十年磨一剑。黄旭华及其同事们荒岛求索，在世界核潜艇史上写下光辉篇章——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编入海军进入战斗序列。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志探龙宫
“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我们要唱着威武雄壮的进行曲，去把试验数据成功拿回来！”——黄旭华
核潜艇下潜的深度，决定了其战斗力的发挥程度。
1988年初，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日子：按设计极限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
世界上曾有10多艘核潜艇在进行试验或航行时沉没了。“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水的压力是一吨多重，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黄旭华这样形容深潜试验的危险性。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做深潜试验，还不到200米时，潜艇沉没，129人全部葬身海底。由里到外全部由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艇，能闯过首次深潜试验大关吗？有些人不免担忧。
眼看着深潜日期一天天临近，参试人员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有人唱起了《血染的风采》，还有人写下了遗书……人群里弥漫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氛围。
有一天，艇长和政委忧心忡忡地向黄旭华表示，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同志们的情绪还是很低，恐怕对试验非常不利。
“你们怎么做思想工作？”黄旭华问。
“我们强调‘任务光荣’，鼓励大家全力以赴。”艇长回答。
黄旭华陷入沉思。对于这次试验，他信心很足，但也有顾虑：在“万无一失”情况下，是否存在“万一”的危险性？是否存在一些超出我们知识范围之外，一时没有认识到的潜在危险？
第二天，他召集战士们开会。会上，他说，这次执行试验任务，不是让大家去“光荣”的，我对深潜很有信心，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我们要唱着威武雄壮的进行曲，去把试验数据成功拿回来！
顿时，气氛开始活跃起来，战士们的悲观情绪转为振奋。
有人劝说黄旭华，你作为总师没有必要冒险，世界上还没有过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
黄旭华回答：“我不是充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确保人、艇安全，万一深潜过程中出现异常现象，我可以及时帮助采取措施。”
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妻子李世英没有劝他留下，而是坚定地支持他去：“你不去深潜，以后这支队伍你带不动了，你在现场，大家就有了主心骨。”
惊心动魄的深潜开始了：50米、100米……每下潜若干米，就得报告有关参数。当到达设计深度时，巨大的水压使核潜艇艇身多处发出“咔嗒”的声响，黄旭华沉着应对，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
试验成功了，新纪录诞生了，全艇沸腾了！
李世英哭了，压在她心里的那块石头落地了。
黄旭华笑了，当即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还是这一年，我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进行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国家，茫茫海疆成为阻隔外敌的海上长城！
美学家朱光潜说过，做人到极致就是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做人。出世就是不苛求利益，超脱世俗；入世就是全力以赴，竭力争取。在黄旭华的人生词典中，没有“衡量”“得失”这些字眼，只有奋斗与奉献。
身为总设计师，在评技术职称时不申报“高级工程师”，让给下级，一直到1987年初，上级部门关心，觉得不太妥了，未申请也“评”给他“高工”；几次派他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他硬是坚持不去，要别人去，他说应该让专业更对口的年轻人去，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我国科学事业吸收最需要的信息；面对外界盛誉，称他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极力纠正，“功劳是大家的，我只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
初心不负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当啦啦队，给他们鼓劲、加油和支持，必要时当他们的场外指导，不是当教练。”——黄旭华
有人问过黄旭华，有功而无名，固然可以凭“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宽心哲学求得心理平衡，但是，在公共场合总要藏匿自己的心理落差，是不是很难？
黄旭华爽朗一笑：“‘不可告人’的人生或许对一般人来说是种折磨，但是我很适应，完全没有障碍。”
的确，他的“不可告人”人生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
黄旭华在儿时及中学期间，大约是出自天赋，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口琴、扬琴、小提琴演奏，于是，大学期间，在别人引导下，他加入了交通大学的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他以各种形式演出大量蕴含进步思想的剧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长为“山茶社”后期的负责人。但在黄旭华看来，这些活动更能让他“兴奋”：在著名的“护校运动”中，黄旭华一腔热血，振臂疾呼；在“大江歌咏团”与“晨社”里，黄旭华更是身先士卒，机智地与国民党当局周旋，领导同学们坚持对敌斗争；掩护进步同学逃跑，自己也屡次躲过宪兵抓捕……
有一天，“山茶社”一名成员找到他，问：“你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
黄旭华又惊又喜：“共产党在哪里？”
同学笑了笑：“我就是。”
1948年的冬天，参加地下党已两年多的黄旭华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入党申请书中立下誓言：“党需要我冲锋陷阵时，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党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时，我就一滴一滴地流，直至流光！”
1949年春节，黄旭华的入党申请被批准。
时光已过一个多甲子，这段誓言也深深地融入他的血液和骨骼里。直到现在，93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依旧“退休不褪色”，与核潜艇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
每天早上6点半，他会打一套太极拳，一直坚持了30多年。8点他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他经常对身边年轻人说，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要有锻炼身体的习惯，这样才能为祖国健康工作。
这几年，一向乐观的黄旭华遇到了让他“郁闷”的事，由于患上白内障，看不清材料，他很焦虑。他指着办公室那几堆比人还高，泛黄的材料说，早期研究核潜艇的资料非常宝贵，想整理出有价值的信息留给年轻一代。
不过，他随即凑近记者耳根，透露了一个好消息，过不久，他要去杭州一家医院治疗白内障，“那个医生很厉害的，他答应给我做手术了，我以后不用再拿着高倍放大镜看资料了”，黄旭华向上捋了一下满头银丝，笑得像个小孩。
“年轻人青出于蓝，我信任他们。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当啦啦队，给他们鼓劲和加油，必要时当他们的场外指导，不是当教练，需要的时候，指点指点他们。”黄旭华说。
有一年，所里开党员发展大会，邀请他参加，“黄老当即答应了，但跟我们说要迟到半小时。”一名会议组织者回忆，当天黄老如约出席，鼓励年轻人要坚定理想信念，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放飞青春梦想，“我们后来才知道，当天他夫人做手术，他把夫人送进手术室后立刻赶来开会。”
黄旭华还希望通过更大的平台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去年10月，92岁高龄的他做客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他的演讲铿锵有力，摄人心魄——
核潜艇阵线的广大员工，呕心沥血、淡泊名利、隐姓埋名，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还奉献了终生。
如果你们要问他们这一生有何感想，他们会自豪地说：这一生没有虚度。
再问他们对此生有何评述，那他们会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那时，钱添添正好在台下倾听演讲，她觉得眼前这位熟悉的老人，带给她一份别样的感动，她觉得“中国梦”“奉献报国”这些宏大的概念有了真实的注脚，她希望用自己的镜头讲好他们的故事。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26日 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