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
在本文的前面两期中，笔者以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今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发表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提出的“蔡锷1916年11月8日逝世后，国内众多报刊为纪念这位反袁称帝的护国英雄，虽然发表了各地一大批悼念文电、纪念会演说词以及介绍他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但却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迄今所见梁启超这篇纪念蔡锷逝世周年的演说词（即《蔡松坡遗事》——引者），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的结论，完全不符合史实。
然而，曾业英先生在这一方面的失误还不止于此。曾业英先生在文章中还断定：李文汉、刘达武和唐才质关于1900年夏，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说法“真正的源头，实际是梁启超1926年11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蔡锷十年周忌纪念会上的演说词”。但经笔者查考，曾业英先生此说又是完全不符合史实。
蔡锷逝世之后，作为乃师加战友，梁启超当然要介绍蔡锷的生平和业绩，因而一面含泪撰写祭词，一面悲痛演说。据笔者查考，在蔡锷刚刚逝世这一段时间，梁氏在介绍蔡锷的生平和业绩方面，主要于12月中旬撰写了《祭蔡松坡文》， 12月14日和16日分别在上海二十一团体联合举行的蔡锷追悼大会和南洋公学发表了演说。其中，只有《祭蔡松坡文》和在南洋公学发表的演说中提到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在《祭蔡松坡文》中，梁氏这样写道：“庚子汉口之难，君之先辈与所亲爱之友，聚而歼焉，君去死盖间不容发。君自发愤而治军，死国之心已决于彼日。”在南洋公学的演说中，梁氏这样说道：“后公在汉口谋革命，同事者五人，唐才常其一也。后事败，公得脱，即东走日本。”（参见《东方杂志》1917年2月第十四卷第二号，又见《申报》1916年12月17日）总而言之，这两次，梁氏对于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说得比较简单，只是提及而已。
来源：《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二号
相反，笔者在上一期提到的1917年1月问世的《蔡锷小史》（未署名）一文，对于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则说得比较详细，不仅第一句就说：“蔡君松坡，原名艮寅，庚子岁汉口革命，君与其事，更名锷。”而且文中还进一步说：“及庚子夏，唐才常谋在汉口起义，君及同学诸人，多归国参与其事。事败之日，君及范源廉，以先时他出，得免于难。”这样，《蔡锷小史》对于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不仅说出了蔡锷幸免于难的原因，而且说明蔡锷因事败而改名明志。
来源：《中华童子界》第三十一号
来源：《中华童子界》第三十一号
再查，关于蔡锷幸免于难的原因和蔡锷因事败而改名明志之事，梁启超直到1922年12月25日才在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时说：“那时蔡公正替唐先生带信到湖南，幸免于难。……蔡公旧名本是艮寅两个字，自从那回跑脱之后，改名蔡锷。”显然，《蔡锷小史》的这一说法，较梁氏1922年12月25日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时说的相关说法提早了五年多的时间。这也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在蔡锷刚刚逝世之际，知道蔡锷1900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并于起义失败返日后改名为锷这一史事的，并非梁启超一人，还另有其人。换言之，蔡锷参加自立军“勤王”起义并因此改名之事在蔡锷逝世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所知，并非什么秘密，更非如曾业英先生所说“梁启超在此事远去26年之后编织出来的一个‘可爱’故事”。
由此可见，曾业英先生有关李文汉、刘达武和唐才质关于1900年夏，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说法“真正的源头，实际是梁启超1926年11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蔡锷十年周忌纪念会上的演说词”的结论，无论是对于梁启超这个人，还是对于1926年11月4日这个时间，都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
综上所述，史料掌握不够和重要史料缺失，是导致曾业英先生《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