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平、李国庆
蒋介石对帮会拥有武装一向比较忌讳，其实，不止帮会，只要是异己手上有枪，他都不自在。可偏偏越不想什么，就越来什么，当时世道就是如此。抗战是特殊时期，没有武装或是武装不力，只能挨打。本来，蒋介石主要是依靠国民党自己的军事力量来抵抗日本侵略，眼瞅着不行，才真正开始依赖“全民”抗战，包括组建自己能够掌握的帮会武装。
国民党与帮会在抗战阶段，合作是主流，有摩擦也仅是小打小闹。帮会那时基本没什么像样的武装力量，除了一些帮会大佬在军中能谋个差事之外，一般会众只能自行其是，他们在沦陷区组织的武装都属于游击队级别。能够打出一些名堂来的，要算忠义救国军了。忠义救国军虽然出身不是很好，但经过抗战的洗礼，有了磨炼，后来甚至整编成了国民党的主力之一。
忠义救国军这支武装，背景可不一般。该军作为国民党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游击武装，既有蒋介石的精心盘算，又有杜月笙的抗日情结；既有戴笠亲自策划之功，也有帮会分子的踊跃参加，多种因素糅合在一起，才有了这支队伍。
戴笠
戴笠搞情报工作出身，做事踏实勤勉，后来做到国民党两大情报系统之一军统的负责人，一向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不过，戴笠也看得很清楚，他曾经说过，“搞政治的必须要有武力，否则就像卖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抗战开始不久，戴笠打算为军统拉起一支队伍，既为打日本，也可作为以后的政治资本。
戴笠这点小心思，作为过来人的蒋介石自然看得透透的，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日双方在上海激战正酣，为了配合正规军作战和撤退，蒋介石打算在江浙一带预先布置武装力量，就算上海失陷，也不让日本人的日子好过。因此，蒋介石决定同意戴笠的请求，组建一支敌后游击武装，由军统负责筹备和指挥，条件是一个月内凑足一万人。戴笠知道凭他自己的能力，一个月拉一万人铁定没戏，只能找人帮忙。
抗战一开始，洪帮五圣山总山主向海潜就向戴笠夸过海口，手下有几十万弟兄摩拳擦掌，整装待发。但等戴笠从蒋介石那里得到许可，准备整编之时，才发现向海潜的“几十万人马”不过区区几百人，还都是疲弱之辈。戴笠只得转而联络杜月笙，求他帮忙。
对于抗战，杜月笙一向比较热情，捐款出力的活做了不少，但参与军事行动倒是不多。因为他了解蒋介石的脾气，如果帮会手上有家伙，迟早会惹麻烦。今日不同以往，现在蒋介石为了对付日本人，没有那种讲究了，那么自己确实应该为此事出点力气。多交朋友、少树敌人是杜月笙一贯的为人原则，何况是有权有势的朋友。还有，杜月笙的不少门徒也是吃军统这碗饭的，恒社骨干成员陆京士和于松乔早就搭上了这层关系。
戴笠知道，只要杜月笙答应，这事就基本有谱了。难得青帮和国民党有这么一次深入合作，戴笠出主意，杜月笙跟着忙前忙后，帮会弟子和工会工人积极加入，国民党拿出一些军饷和武器，很快，抗日战场出现了一支新的武装，由戴笠实际掌握军权，杜月笙则得到了一个好名声，顺带和戴笠扯上了关系。
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颁给戴笠的番号是“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别动队，作为军事机关。这个别动队就是后来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戴笠和杜月笙都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戴笠任书记长，负实际责任，其他委员加起来，共计十几个，宋子文、张治中、吴铁城、杨虎、张啸林都被拉进来撑门面。
“苏浙行动委员会”真正有分量的是别动队，刚开始时有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一万人左右。第一支队长何行建，保定军校出身，身跨青洪两帮，也是一个特务头子。第二支队长陆京士、第三支队长朱学范，都是杜月笙的徒弟。其余两个支队长都是戴笠的人，以军统居多。特务大队更是戴笠的亲信，成员多是常年在京沪一带摸爬滚打的特工，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蒋介石最初给别动队的定位是协助正规军作战，扰乱敌后，方便正规军撤退、转移。也就是，正规军和日军打，你跟着打；正规军撤了，你留下来接着打。
别动队刚成立，武器还没配全，就直接投入战场。没办法，上海战斗太激烈，日军攻势强大，国军实在有些吃不消。在上海附近的浦东、南汇、奉贤几个地方，别动队集中了大部分兵力，顶住日军进攻，掩护正规军撤退。别动队虽然组建起来没有多少时间，又加武器杂七杂八，无法形成较强战斗力，但他们的战斗精神却很是顽强。等到国军撤出淞沪战场时，别动队基本被打散，回归部队的只有两千余人，其他人不是牺牲，就是失踪。
别动队成立，戴笠对这支部队倾注了不少心血。鉴于别动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他一面下令招兵买马，一面特意从中央警官学校和南京特务处调来了三百多名中下级军官，充实指挥员队伍。戴笠期望别动队能够迅速形成战斗力，这样也不枉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只不过，一场淞沪会战打下来，别动队损失惨重。戴笠没有气馁，继续倾注心血，大力收编游杂武装，配备好青浦训练班和松江特训班的学员，加以整训，很快使别动队恢复元气，并且急剧壮大。到1938年4月历口整训结束的时候，别动队教导团已经发展到一万六千余人的规模，除了原有的基干力量，大部分都是半路收编的部队。人多本是件好事，但是不管青红皂白都收进来，就有些不妥了，队伍里不乏土匪、流氓、散兵游勇，整体拉低了别动队的忠诚与道德指数，后来就有哗变、投敌、扰民的事发生，难怪人们普遍对于忠义救国军抱有负面看法。
1938年5月，别动队恢复状态。对于别动队在淞沪抗战时的表现，蒋介石印象深刻，批准将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在汉口设立总指挥部，隶属军事委员会之下。忠义救国军的名字取得很是应景，既契合抗战环境，又满足帮会徒众的心理。当时该军主要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尤其是苏浙一带。
国民党正规军撤出之后，忠义救国军作为敌后游击武装开展活动。他们在敌后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收编国军被打散的部队，整训扩编，壮大人马；一是积极开展游击战，针对小股日伪军，只要能找到机会就绝不会放过。在上海、江南一带，他们也经常发动小股突袭行动，不求杀敌数量，只求扰乱日军后方。
忠义救国军虽然总人数不少，并且已经编制成军，但分股行动是常态，基本没有打过大规模的仗，就是说，他们属于游击队性质，上海打几枪，苏州放一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牵制日军的作用。当然，他们有时候也能干票大一些的活。1939年7月，忠义救国军一部在无锡附近遭遇日伪军，他们迎难而上，顽强作战，结果一场战斗干掉了一百多名日军，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确实不易。
游击战是忠义救国军活动的一个方面，队伍里的军统分子还负责暗杀和制造恐怖袭击。他们在上海有自己的办事处，和军统机关联络，交换情报，接受任务。由于杜月笙的关系，忠义救国军干脆在上海建了一个据点，专门与上海青帮联系。在上海，国民党地下活动最盛的时候，不论是军统、忠义救国军，还是敌后统一委员会，搞刺杀，发传单，恐吓日本人，什么都干，把上海搞成了恐怖世界。这种局面，日本人肯定不满意，“76号”开始组织“反恐怖”行动。
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方式也有问题，不搞则已，一搞就是一连串，不知道适当韬光养晦，毕竟太过频繁的行动很容易暴露目标。“76号”特务第三处专门负责侦缉忠义救国军的地下活动，同时也做瓦解忠义救国军的工作。“76号”里的特务，很多人就是军统出身，他们把从前学到的招数，都用在了曾经的同事身上。他们也是一顿连续作战，相继拿下忠义救国军的几个老大，别动队时期就已经是支队长的何行建，进了一趟“76号”，出来之后就是汪伪的人了，接掌“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得了陆军中将的军衔，他还把自己原先的队伍拉出，投了“反共救国军”。这种一个人带一群人的效应在当时还真的比较普遍，只要带兵的头儿跟了日本人，他的手下通常会追随大哥一起投敌。反过来，戴笠也没有放过何行建，他原本是让何到上海筹组淞沪指挥部的，结果被日伪拉下水，还带走一批忠义救国军好不容易拉起的队伍。结果可想而知，何行建不久就被军统给收拾了。
忠义救国军的问题，主要是成分太杂，立场不坚定。一味地扩充兵马，三教九流都有，给番号，给给养，拢共没打过几次像样的仗，只要日本那边抛个媚眼，这边他们就有人屁颠颠跑过去，军装旗子一换，反过来又开始和忠义救国军作战。这种来回转悠的，忠义救国军也收过好几支。戴笠不是不清楚其中的症结，他也尝试过改变这种状态，从别动队开始，戴笠就试图减少帮会分子的影响，尽量安插经过训练的军官，把队伍整顿的像支军队的样子，成军后各种训练班也没少办，效果有一些，但不是很理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忠义救国军的特殊性，虽然军官大多是科班出身，可士兵成分太杂，底子太差。还有一条就是，虽然忠义救国军有序列编制，但却不受正规军待见，兵源、武器、军饷，很大一部分都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就不免做些胡来的事情。
本文摘自刘平、李国庆所著的《民国底色：国民党与帮会的恩恩怨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