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道家为先，儒家为次，佛教为末。有人说这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来历，而孔子只能屈居第二，故被反对者称为“孔老二”。
隋朝末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道改，老君子孙治世”、“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政治谶语。
这些谶语，一方面动摇了隋朝统治，统治者因之下令“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加速了社会的动乱。另一方面，有志之士也利用这一谶语大造政治舆论，蠢蠢欲动。
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晋阳，道士们积极响应起义军。楼观道岐晖大肆宣传“李氏兴，天道改”，称李渊为“真主”、“真君”，开仓献粮，支持起义军。
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前，自称奉老君旨意，密传符命。道士的附称，实际上是利用老君李姓，附会李渊集团制造皇权神授，以此来号召社会民众，推翻隋朝腐败的统治。
唐代结束了从东晋南北朝以来胡戎交替侵犯、南北分裂的纷乱局面，创造了欣欣向荣、刚健乐观的社会局面。伴随着门户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波斯的祆教、摩尼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景教等纷纷从丝绸之路和海上航道传入中土，在长安及大城市商埠出现了礼拜寺等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传教活动。
多民族的交往，多种文化思想的交融，多种音乐艺术的交杂，表现了多元文化的形态。
与此同时，社会政治中也有一种以宗教作为统摄意识的中心目的，将道教与儒学、佛教综合起来的三教平等互存的形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宗教鼎盛时期。
李氏唐朝建立后，尊崇老子为“圣祖”。
武德初年，唐高祖称老君显灵下降羊角山，诏令于其地建立太上老君庙，举行盛大的崇祀活动;同时，因楼观道士佐唐有功，赐赏丰厚，并对道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植、推崇的政策。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道教在全国各地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唐朝初期崇奉道教的另一个政治原因是利用道教来抑制佛教的发展。南北朝以来，魏武帝崇道排佛、梁武帝崇道尊佛、周武帝抑道毁佛，都成为社会政治中的大事件，都是政权斗争的产物。
唐高祖和唐太宗虽然尊崇道教，但并不迷信道教，只是巧妙地利用道教为其政治统治服务。
《旧唐书·太宗纪》曰:“南朝梁氏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子之教，致使国破家亡，足为鉴戒。”
武德八年(625)唐高祖提出以中华本土之道教为先，儒教居中，佛教为末的三教序位，认为:道教能经邦致理，返朴还淳;教主老子，是唐宗室的先祖，李氏王朝的建立，实赖老君的功德。
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祭祀老子，下诏重申:“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然则大道之行，肇于邃古，原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理，返朴还淳。”
同时，朝廷还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命朝内百官研习《老子》五千文，科举策试增加《老子》条目，设立宗正寺，掌管道士佛徒。由于政策的优惠，出家为道的人数激增，道馆林立，道教在全国很快地发展起来。
然而，佛教徒们也不甘示弱，围绕着道、佛二教教义优劣之争，华夷先后之争，老子西去化胡之辩的佛道争论由此展开。
僧法琳等作《辩正论》驳斥道教，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等反驳佛教。由于唐王室的支持，道教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
盛唐时期的唐玄宗，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自始至终地崇奉道教。随着道派的涌现，经典的编纂，宫观的兴建，仪轨的修定，道教逐渐成为国教，走向了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玄宗在武则天、韦后专政下度过青少年时代，对两后利用佛教和僧人称帝专权深恶痛绝。即位后，一改中宗、睿宗旧制，推行崇道抑佛政策。
他在天宝改元诏书中声称:“朕粤自君临，载弘道教，崇清静之化，畅玄元之风，庶乎泽及苍生。”(《混元圣记》卷八)设置老子在佛儒之首，称为“万教之祖”，确定了道教的领导地位。
唐玄宗在治国经略上，主张“发挥道教，弘长儒风”，即以道家思想为精神主导，以崇奉道教淳德天下，以儒家纲伦整治社会。
唐玄宗一再强调以道治天下，认为:“人君以道德清静为教”，“以无为不言为教”，又言:“无为则清静，故人自化，无为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其性，故人自正，无欲则全和，故人自朴。此无事取天下矣。”“侯王若能守道无为，则万物自化。”
所以，唐玄宗认为帝王好清静之化，施无为之治，“同归清静，共守玄默”，那么，为臣者可以保身，兼济于人，百姓自然返朴归真，安分守己，乐于家业，知善而不犯刑。上下合道，天下同心，社会昌盛。这就是唐玄宗以清静无为之道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
在学术思想领域中，唐玄宗竭力推崇《老子》，尊封为《道德真经》，视为李氏王朝的“家书”，诏谕天下“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诏庆唐观》)
希望“同心同德，化流四裔。……家藏《道德经》，冀德立而风靡，道存而日用，则朕之陈祖业，尚家书，出门同人，无愧于天下矣。”(《再诏下太上老君观》)
玄宗还亲手注释《道德真经》，颁于全国，命令设立崇玄馆，招收生徒，研习《老子》以及《庄子》、《文子》、《列子》，命贡举加试诸策，以明经例保举后，可获得崇玄博士称号。
天宝二年(743)，唐玄宗加封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八年又封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又进封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在全国范围内增建老子庙，两京改称太清宫、太微宫，毫州老子庙亦称太清宫，天下诸州的改称紫极宫。
诸宫皆拟宫阙之制，祭献太清宫的礼仪与祭献太庙同。玄宗又命名地铸老子像，或绘祀老子像。老子不仅是唐王朝的“圣祖”，而且也成了护国、护教神。
盛唐时期，涌现了许多道派，有正一派、高玄派、升玄派、金明派、三皇派、灵宝派、上清派等。
各派间俱有严格的经戒、法箓传授次序，有不同的斋醮仪式。出现了众多有名望、有道术的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杜光庭、张万福、史崇玄、叶藏质等。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法号道隐，又自号白云子、天台白云子、中岩道士、赤城居士。河内温人。出家于嵩山。得潘师正亲口传授《金根上经》、三洞秘箓，以及符、箓、辟谷、导引、服饵等道术。研习道教经典，成为陶弘景正一法统的三传弟子。
景云二年(711)，司马承祯奉旨入宫，睿宗问其阴阳数术和修身治国的大事，司马承祯以老庄哲学、道教思想的“顺物自然”、“淡漠无为”为宗旨，向睿宗说教，深受睿宗的赞许。
玄宗时，司马承祯被多次召见，并向皇帝亲授法箓和上清经法。司马承祯认为五岳山川祭祀的神祠，都是山林之神，上书请别立斋祠，玄宗听从其言，令在五岳名山重建真君祠，祠内诸神形像、冠冕、章服、佐从神仙、殿宇设计，以及祠内的各项制度，皆由司马承祯按道教经典推意创造。
由皇帝亲自许令道士在五岳重镇按道教传统建立斋祠，主持祭典，这在道教发展史上是少有的。从道教方面来看，创立道教斋祠，主管五岳祭祀，是由司马承祯首开先例，从此，道教得以参加国家重要祭典活动，并与儒教祭祀山川的礼式抗衡，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随着道教宫观的建立和发展，道教科范仪式的完善，道教更加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司马承祯宗教理论思想主述于老庄哲学，兼受儒教的影响。同时，在唐初佛教流行的情况下，也兼受佛教哲学的理论影响。在多重影响下，司马承祯宣扬清静无为、主静去欲、修心得道的道教修炼思想方法，秉承道家哲学的宗旨，提出“坐忘”的论点。
坐谓本心不起，本心不被外念惹动。内不接物，外不逐物，摄澄一切烦恼、物欲，忘乎一切内外事物，达到这样极其虚静的程度，便能合“道”大通，在道教修炼上，则谓之“得道”了。
宋叶梦得《玉涧杂书》曰:“道释二氏，本相矛盾。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张右史曰:“是道也，智者得之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而为坐忘，皆一道也。”
这样一种摒弃一切感觉和思维活动，强抑制性的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修炼过程，乃是由“渐悟”以至“顿悟”的修炼。这种方法宗源于道家哲学思想，同时又兼取佛教宗旨，与佛教的止观、禅定方法相类似。
司马承祯“收心”、“坐忘”的修炼思想，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宋代理学家程颢所宣传的“定性”，即使人保持心理状态的平静，既不是全不应物，也不是应物而不返;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欲故静”的去欲主静说等，与唐代道家、道教哲学思想均有师承关系。
唐帝国在宣宗大中(847~859)年间曾一度“中兴”，之后，国势便江河日下。唐武宗、唐僖宗好长生术，耽溺于金丹方术之中，迷信神鬼，崇道灭佛。黄巢起义后，帝室避难入蜀，仍重开道场，扶持道教，造成前后蜀的信道风气。
道教在四川的复兴，直接影响了江西、南唐地区的道教活动，促使了北宋真宗、徽宗的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