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一方面东北辽西局势持续恶化，在与清军的对峙中，明朝势力逐渐龟缩至山海关；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减产带来的全国性饥荒，陕西率先发生饥民暴动，最后农民起事发展成雄踞陕西、河南的李自成和先后占据湖广、四川的张献忠。
公元1643年，即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建国大顺，并作出北伐进攻北京的决定。向北京进军的决策得到了大顺王朝上下的一致拥护，这使得李自成于1644年在西安正式誓师出征，并在花费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后，终于兵临北京城下。而在李自成率军北伐，相继攻陷了大同、宣府、居庸关等重要城池关隘之后，大明朝廷始终未能做出任何有效抵抗或应对决策，在援军不足、武将难当大任的情况下始终蜗居京师。那么崇祯皇帝面对大顺军的攻势，有哪些失败的措施，他为何不效仿晋、宋旧事，采取“南渡”策略呢？
其实在面临大顺军压境之时，崇祯也曾主动做出应对之策。奈何李自成进兵神速，几乎可有说是传檄而定，一路上并未遭到较强的抵抗。这其中一方面是因为大顺政权高明的政策和宣传策略，为自己赢得了民心；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李自成正确的战略规划，他亲率大军北上攻伐了宣府和大同这两个明军重镇，歼灭了北京城周围明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如此一来，当李自成与另一路以刘芳亮为统帅的偏师，包抄夹击北京之时，仅用两天就攻克下来了。
其实凭借北京的城防工事，攻城作战绝非易事。当初“土木堡之变”后，明军五十万精锐损失殆尽，瓦剌大兵压境之时，于谦便凭借完备的城防系统组织起二十多万军民进行了“北京保卫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后金崛起之后，满洲八旗同样曾数次穿越长城，包抄北京，却始终未能得手。然而当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情况却很大的不同，当时崇祯手上可供调动的明军部队已然不多了。除了镇守山海关的，由吴三桂率领的关宁铁骑之外，京城周围已经没有可堪一战的力量了。
为了迫使吴三桂进京勤王，崇祯皇帝特意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从辽西前线折返，急速回援以拱卫京师的行动并非不可行，此前袁崇焕就曾在清军绕过长城直抵北京之时，完成了一次急行军。只是这一次兵临城下的是大顺军，而关外的清军依旧虎视眈眈，如若让吴三桂进京勤王，就意味着彻底放弃对宁远和山海关的镇守，需要承担丢失辽西和引发清军入关的后果。幽云十六州故地，将在明朝手中再一次被漠北族群占据。
崇祯皇帝并不愿意承担如此责任，始终未能下定决心。最终当大顺军主力抵达北京城下，形势异常严峻之时，他才下令吴三桂进京勤王，然而却为时已晚。李自成破城而入，吴三桂也只得率众重返山海关。当年于谦指挥军民保卫北京城的场景，终究未能重现。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吴三桂提前率部进京勤王，局势依旧不会有多么明朗。清军定会乘势入关，北京将陷入大顺军和清军的双重压力之下。当然，效仿晋朝“衣冠南渡”和宋朝“建炎南渡”未尝不是一件可取之策。毕竟当时江南的左良玉还有十万大军，而如若明朝南迁之后，根基在西北的大顺军势必要与清军交战。如此一来，明军完全可以盘踞秦岭淮河一线，坐山观虎斗。
只是中原政权在历史上的几次南迁，带来了太多负面效应。晋室南迁之后，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虽屡屡北伐，却始终遭受朝臣士族在后方掣肘，逐渐沦为偏安一隅的地方割据政权。宋室南迁之后，日渐奢靡，不思北上收复故土，最终还是亡于蒙元。因此当有官员向崇祯皇帝提出如此建议之时，遭到了内阁陈演、魏藻德等人的坚决驳斥和批判。不愿承担南迁责任的崇祯，对此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崇祯在煤山自缢。失去了共同认可的皇帝之后，在面临大顺军和清军攻势的情况下，明朝残余势力依旧退缩到了江南，形成了南明众多小朝廷。明朝在南直隶拥有一整套完备的官员班子的情况下，由于文武不同心、党争依旧，不同藩王之间亦相互不服气，最终全部走向灭亡。正因如此，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城之后，崇祯就只能“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