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清珍藏着一枚奖章。奖章正面是“人民功臣”4个金色大字，下方刻着“西北军政委员会颁”，颁发时间是1950年。有博物馆希望收藏，张富清说：“现在还不舍得，等百年之后会捐出来。” 他珍视“人民功臣”的荣誉，却从未把自己当“功臣”。请关注今日《解放军报》的报道——
公仆情怀
——湖北省来凤县离休干部张富清纪事之二
■解放军报记者 杜献洲 安普忠 邵 薇 王通化
张富清珍藏着一枚奖章。
奖章正面是“人民功臣”4个金色大字，下方刻着“西北军政委员会颁”，颁发时间是1950年。有博物馆希望收藏，张富清说：“现在还不舍得，等百年之后会捐出来。”
他珍视“人民功臣”的荣誉，却从未把自己当“功臣”。
从部队到地方，从人民子弟兵到人民公仆，“人民”二字，永远写在前面、刻在心上——作为一名革命军人、党员干部，这是他的初心、他的坚守、他一生奋斗的源头。
每次，都是“最需要的地方”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一声令下，深爱部队、一身打仗本领的张富清，纵怀着万般不舍，也毅然脱下军装。
1953年7月，张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先后在天津、南昌和武汉学习两年文化课程，同批学员毕业后集体转业。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干部。张富清有3个转业去向可以选择：一，留在城市，生活条件好，发展空间大；二，回陕西老家；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了，仗也打完了，母亲一直盼他回去。打了那么多仗，母亲只是收到报功书，却见不到儿子的身影，日夜思念。
“谁不想到好一点的地方？从内心讲，我想回陕西老家，但我没有说。因为我是党的干部，就应该听从组织召唤，到艰苦地方去。”张富清的想法简单而朴实。
校领导在介绍湖北情况时说，恩施偏僻艰苦，最需要干部。他一听，就要求到恩施。随后，他又到了来凤——因为在恩施，来凤地处鄂、湘、川交界，最偏远。
“为什么？”
“那里苦、条件差，共产党员不去，哪个去？”他心头涌起的，是当年战斗突击时的豪情。
1955年1月，张富清和妻子孙玉兰坐轮船逆水而上，从武昌到巴东，然后赶往恩施。当时，从恩施到来凤，坐车要走一整天、“两头黑”。
“凤凰来仪”之地来凤，虽有美丽传说，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高山丘陵，交替连绵”“河流沟溪，纵横交织”。夫妻俩一脚踏进这片土地，一待就是64年。
孙玉兰，是张富清探家时认识的同村姑娘，当时是村妇女主任、共青团员，虽小他11岁，但认准了这个军人。他们在武昌结婚。
到来凤，张富清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关镇粮油所主任。粮油所主要保障城镇非农业人口。在粮食短缺的年代，这个岗位“权力很大”。
他的第一个难关不是苦，而是要不要坚持原则。
当时，所里仅有一台碾米机，难以保障供应，只能供应一部分细米、一部分未完全脱皮的粗米。许多群众拿着粮票买不到细米，意见很大，经常与粮店工作人员发生口角。
一天，一家单位的管理员来买米，要求多供应一些细米。
“现在没有多余的细米，只有粗米。”张富清解释说。
“我只要细米！”管理员口气很硬。
“你们要吃饭，群众也要吃饭，我只能按规定供应，等有了细米再通知你。”
张富清的答复，令这位管理员既无语又不满。后来，这个单位找到县里一位分管领导。这位领导“提醒”张富清：“该照顾的单位，还是要照顾。”他却毫不松口：“供应上我一视同仁，要不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张富清想，要减少矛盾，提高碾米量才是根本办法。他先发动社员帮忙加工，又辗转买来几台碾米机，基本解决了供应难题。
以前那个跟他争吵过的管理员，后来在营业处见到他，主动向他道歉，还跟别人说这个部队下来的干部是个好干部。
1955年9月，来凤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考察，结论是：“能够带头干”“群众反映极好”。1956年5月，他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任职不久，便到纺织品公司任党支部书记。1957年3月，县里安排他到地委党校学习，毕业后，他又一次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农村。
驻村，“比打仗都难”
1959年初，刚从党校毕业的张富清，被上级派到来凤县出了名的穷地方——三胡区任副区长。
当时，城里的人常这样打趣三胡区：三胡的人，都是吃稀饭的，如果在县城看到谁衣服上有稀饭渍，准是三胡的。
此言不虚。到了三胡，张富清发现，这里的财贸工作和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营业计划完不成，粮食生产任务也完不成。
在张富清的努力下，用了一年时间，三胡区基本实现区营业单位扭亏为盈，但更难啃的骨头在农村——提高粮食产量。在区里统一安排下，他开始上山驻村。
到三胡后，张富清才知道什么叫真穷：很多群众几乎顿顿以菜代饭，有的群众没衣穿，“用线把烂布片连起来遮丑”……
贫困的情景，令张富清感到肩头和心头一样，沉甸甸的。
他经常拿出部分工资接济乡亲，但毕竟杯水车薪，有时连燃眉之急都解不了。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过去打仗死都不怕，现在还怕困难吗！”
张富清走进最偏远的村，住进最穷的社员家。在社员家里，无论吃的是玉米、土豆、红薯，还是野菜，他都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一餐半斤粮票，一天3角伙食费，一个月3两油票，三五天结一次账。
虽然他交的伙食费，远比吃到嘴里的多，可刚开始，社员并不欢迎他。他们认为张富清是“区里来的干部”，干不了农活，是来添乱的。他组织生产，有人说：“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没力气干活。”
张富清琢磨着：要打消社员的疑虑，只能靠实际行动。
为尽快让社员相信他是帮忙而不是添乱，他和大家天天一起上山干农活，并留心观察，虚心学习各种劳动技能，“手上的血泡从没断过”。
“背粪上山，社员背多少我背多少，身上、衣服上，经常沾得到处都是粪……”他知道：同大伙儿一样出力，社员才会相信他是真心的。
那时，家家房子不宽裕，更没有多余的床。他就找间柴屋，铺上稻草当床。晚上，刚躺下，蚊子、跳蚤便开始“联合攻击”。他拿手帕、衣服驱赶，实在赶不走，干脆把手帕盖在脸上睡。早上起来，浑身是包。后来，他找来六六粉撒在地铺上才好一点，但只能管个把星期。
不管多苦、多累、多困难，张富清一天到晚总是笑呵呵的。他陕西口音重，怕社员听不明白，就总是放缓语速，慢慢地说话。
晚上，他组织干部研究村生产计划，向社员宣传党的政策；空暇时间，他帮社员打扫院子、挑水……
社员吃不饱，他更吃不饱。可当着社员的面，他不能表现出来。有时饿得难受，他就一个人跑到水井旁，舀点水喝，然后接着干。
一天晚上，张富清回区里开会。由于干了一天农活，吃得又少，加上走了几十里山路，当路过一座桥时，又累又饿的他一头栽进河里。
同行的人赶紧把他救了上来，这才躲过一劫。赶往医院的孙玉兰看到受伤的他，心疼地说他“命真大”。
每月，张富清至少驻村20天，只有回区里开会才能回趟家。农忙季节，他就一直和社员抢种抢收。孩子们想念爸爸了，就翻过一座座山，跑到村里去找他……
“说实话，下乡驻村的时候，比带突击组打仗都难。”回忆起当时的艰辛，张富清至今感慨。
“最幸福的是回到家里，吃上一碗妻子做的家乡的菜疙瘩，一家人说说家常。”
有两位驻村干部吃不了这些苦，宁愿放弃干部身份，悄悄去抓黄鳝挣钱。
可张富清从没想过放弃，他只认一个理儿：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共产党员不干，谁干？困难面前，共产党员不冲，谁冲？
春风终化雨。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们对张富清，从抵触到有感情，最后情同手足。最令他欣慰的是，所驻的村生产抓上去了。
但是，一个村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起来，他又要到另一个困难村去。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20年，他总是从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
他和他们，“已如土地和庄稼”
十年浩劫，张富清也未能幸免。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被调往卯洞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虽然挨过整，虽然已年过半百，可他依然跟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去驻村，还把地点选在不通电、不通公路的高洞村。
1977年，国民经济好转，卯洞公社决定集中财力物力修两条路，其中一条是高洞到安抚司的公路。
路，是高洞父老乡亲的所思所盼。上任时，张富清沿着挂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高洞，对交通不便之难感受颇深。
修路时，张富清一直铆在那里，负责施工难度最大的路段。他说：“党员干部就应该带头啃硬骨头。”
冬季农闲，是修路的好时机，但空气湿冷。为加快修路进度，他带着修路大军在山上安营扎寨。有的人不想上工，他就耐心去动员。
每天天刚微亮，他就起床，吃过早饭立即带领大家上工地，一直干到满天星光。哪里难修，他就赶到哪里。
没有专业工具，就用农具开山挖土，靠肩挑背驮运石头，修路基。碰到大石头，实在凿不动，才舍得用贷款买来的炸药，节省着一点点炸。
施工强度高，粮食却很少。当时工地上流传一个来凤方言的“顺口溜”：“早上浑个个，中午剁一剁，晚上现场和”，意思是一天三顿都是吃土豆。
断断续续干了两三年，路终于修通了。虽然是条泥土路，但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都能开进高洞。
那些年，张富清打的攻坚战一场接一场。
卯洞的金丝桐油和茶叶品质好，尤其是桐油，“浓度高，色泽金黄，粘之可扯成丝”。当时，社员们靠山吃山，却“吃”错了方向，没用好这棵“摇钱树”。
张富清看得既远也准。他一方面加强老林管理，牵头建立护林员制度，禁止砍伐和放牛；另一方面带领群众开荒植树，把四五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栽上油桐树和茶树。
他还到广西一些山区考察，借鉴经验，办起林场。此外，他还组织群众办起畜牧场，既解决了吃肉的难题，又有了种树所需的农家肥。
两年后，汗水换来收益，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两三千元以上，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很快，卯洞的林业发展在全县出了名，县里召开现场会推广，外省的同志也来参观。
令张富清欣慰的是，如今的卯洞，又开始加速发展油桐，还打出了“来凤桐油甲天下，卯洞桐油甲来凤”的广告。
1979年夏，随着一纸调令，55岁的张富清要离开卯洞、离开大山，回县城任职。消息不胫而走，群众依依不舍。他对这片大山倾注的深情，山里的老百姓感受得真真切切。
一时间，许多群众打算翻山越岭到卯洞来送别。公社连忙通知：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每村派一名干部代表和一名群众代表即可，不要来人太多。
即便下了通知，张富清走的那天早上，一开门，仍满眼是人。有的社员是头天晚上赶来的，竟在门前坐了大半夜；有的要送他自己做的小竹椅，有的捧着吃的东西……
令他泪湿双眼的，何止这一次！当年，他被打倒，停发工资，断了生活来源，但早上一开门，常常发现门口放着些米面和菜。悄悄送来，不留姓名，至今不知是谁送的。
除在党校学习两年外，张富清共在山区工作20年。20年间，他和大山里的老百姓如土地和庄稼，紧紧地连在一起。
“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
张富清转业初期，按照国家政策，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公职人员。
1961年，时逢三年自然灾害，为了共度时艰，国家开始精简人员。
此时，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孙玉兰也调到三胡区供销社上班，供销社归他分管。为了顺利推动人员精简工作，他率先动员妻子放弃“铁饭碗”。
“我又没出问题，没犯错误，为什么拿我开刀？”一开始，孙玉兰想不通。
“执行党的政策，不从自己做起，怎么落实？”张富清劝说妻子，“你下去了，我才好做别人的工作。”
妻子“下岗”了，人员精简工作顺利完成。
1955年至1962年，张富清的4个孩子先后出生，两儿两女，家庭负担本来就重，少了一个人的收入，生活更加捉襟见肘。曾喜欢抽点烟、喝点酒的张富清，全都戒了。
1963年，孙玉兰找师傅学缝纫，“每天只能挣两三角钱”。孩子们下午放学，先去地里捡别人刨剩下的土豆回来当晚饭。小儿子张健全对童年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
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国企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大儿子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去当知青。
他开导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但更是党的干部，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儿子很理解，到林场住在茅棚，种地、植树，一干就是几年。
“人，要靠自己。如果考不上学，自己想办法，不要指望我。”张富清对孩子不打不骂、不说重话，但他的以身作则，就是威严。
今天，这个家的家风依然。
他的4个孩子，除大女儿因伤致残外，其他3个都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学，当上了干部或职工，没有一个沾过父亲的光，没有一个在他任职过的单位工作。按照他的“规定”，此次各路记者采访，除了小儿子张健全，其他子女、孙辈都不能露面。
“和牺牲的战友比，我很满足”
张富清的生活简朴是出了名的，有人说他“有吃的不吃，有用的不用”。
他说：“我不是留恋过去，而是要有个满足。”
他心里埋着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参照系——牺牲的战友。采访时，他说：“和牺牲的战友比，我还活着，吃的住的都好，我很满足。”
多年来，张富清养成一个习惯，每月工资发下来，先交党费，再买生活必需品，留出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最后轮流给孩子添置一些衣服。再紧张，决不超支。
然而，也有一次例外。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病危。手捧着家里接连寄来的两封信，张富清却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
除了任务重、路途远外，就是缺钱。他当时一个月工资30多元，几乎没有余钱。从单位借了200元寄给母亲看病后，张富清再没路费回去了。
当时，买不起布，孙玉兰就买尿素袋染色后做衣服。儿子张健全回忆：“我的一些衣服经常印着‘含氮量’的字样。”
张富清也一样，平均每条裤子要换3次补丁。1978年暑假期间，儿子女儿每天靠搬石头、晒辣椒挣钱，攒了9块多，为他做了一条黄色的确良裤子。也是从那时起，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他才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
在三胡时，他全家住一间小屋，只够放一张床，“挤哒全家”（恩施方言，全家挤在一起），门勉强能打开，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外，下雨时再搬到屋里。
后来生活好了，张富清也从不下馆子。逢年过节，拗不过儿女们的心意，到饭店聚餐，他总是先约法三章，规定钱数，不许铺张。
如今，张富清已在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属楼里住了30多年。当年的同事，大都买商品房搬走了，一楼租给了商户，环境嘈杂，他依然觉得挺好。
除了生病去医院，他从不坐出租车。他说，来凤县城小，到哪儿去，就慢慢走。截肢以后，他去超市都是推着助行器去，即便不慎摔倒也不在意。
“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更不能添麻烦”
2012年4月，88岁高龄的张富清左膝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医生最后诊断，必须高位截肢。
“不截行吗？”
“您要腿还是要命？”
“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截了肢怎么干啊！”
“您都离休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事要做？”
“我虽然离休了，但一直帮老单位建行开展业务。我认识的人多，大家也信任我，能帮上不少忙呢……”
“战争年代腿都没掉，没想到和平时期腿掉了！”从手术台上下来，张富清暗自伤感，“以后是不是就成一个废人了？什么都干不了，还要拖累子女？”
但在家人和医生面前，张富清依然乐观，未显露半点消极情绪，积极配合治疗。伤口刚愈合，他便用一条腿做支撑，先是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壁练习走路。
“我既然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更不能添麻烦，也不能给儿女添负担。”张富清说，“我必须重新站起来，至少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坐在轮椅上让人照顾。”
一开始，掌握不好平衡，他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头上经常磕出包，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他不小心摔破了胳膊，扶墙站起来时，墙面留下好几道血印。
靠着战场上淬炼的顽强意志，经过近一年锻炼，张富清已能借助助行器，上楼下楼，上街买菜，有时还下厨炒几个菜，实现了生活自理的目标！
说起张富清“不给组织添麻烦”，来凤县建行行长李甘霖感受最深。
“去年，张老到恩施医院做白内障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手术前，我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一定要选好一点的晶体。”李甘霖说，“可张老听说同病房的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也选了同样价位的。”
“为啥不选个好一点的？”
“听医生介绍这个也不错，就选了。”张富清说，“我都休息了，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节约一点是一点。”
无论做任何事，张富清总是先从党和国家的角度考虑。从他读的书、看的电视节目可以发现，他虽居陋室，却视野开阔、格局很大。他的心，紧贴着实现民族复兴这个伟大梦想。
一个庄严的军礼，折射出老英雄张富清的本色。解放军报记者 穆可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