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武昌起义发生之前十几天，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奔走，途中收到黄兴的密电。
但因为密码本在行李中，行李搞了托运，直到起义发生后的第二天，他才把电文翻译过来：
“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
孙中山也没钱，准备回复“暂时勿动”。
但因为多日奔波，筹款演说，累得要死，所以当天晚上没回复电报，先睡了一觉。一觉醒来，已经是1911年10月12日上午11点了，他饿了，去食堂吃饭，经过报摊，买了一份报纸，准备边吃边看。
打开报纸一看：有一则专电：“武昌为革命军占领。”
简直不敢相信，反复看了好几遍，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惊喜交集！
不过，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去寻求各国的支持。
“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廿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回国。”
比较起来，孙中山是理想型的真正的热爱共和者，而袁世凯则是实干型的权力欲更大的政客。
他先到美国，又到英国，再到欧洲，都受到冷遇。
途中，还给国内发过电报，说：
“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也就是说，只要能实现共和理想，谁当总统都行。
后来，他回忆说：
“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可见，孙中山是有点理想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他后来的让位之举，他的理想，就是共和制度，而不是个人权力。
各省纷纷独立后，筹建一个中央政府就被提上日程，结果出现分歧，革命派主张在武昌建，而立宪派等则主张在上海建。
后来同意在武昌建，结果汉阳被攻陷，武昌面临炮轰危险，不就南京被攻克，所以大家都同意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
12月12日，14省代表云集南京，准备选举大总统。就在这时，唐绍仪带来消息，说：
“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
所以，会议决定暂缓选举总统，显然有“虚位待袁”的意思。
就在这时，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就使得中央政府的组建有了众望所归的最为合适的领袖人选。
当然，革命派内部也有矛盾，章太炎就认为，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
宋教仁和孙中山还在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问题上产生分歧。
不过，有了最佳人选，就可以进行选举，结果孙中山以16票当选。
1912年1月1日晚上10点，在一片共和万岁的欢呼声中，孙中山庄严宣誓：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宣誓就职后，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正式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
